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耿爽说。责任编辑:赵慧芳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优势,联防联控、政策协同,一方面遏制疫情,同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也就是说,上述股东确实存在“先斩后奏”的情况,在减持前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减持计划,主要是信息披露违规。名为“国金证券-平安银行-国金金一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股东,违规原因是《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第三条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应当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规则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曾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承诺的,应当严格遵守。”
与中小银行相比,开发性、政策性银行的劣势在于“腿”少,也就是说,各地方分支机构不足、人员少,但其在资金量、资金成本、评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相应地,以小企业为主要授信对象的中小银行的优势在于服务经验丰富,掌握小微企业信息更全面,但不足之处是资金成本相对较高。随着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这些中小银行内吸储成本增加。如果能拓宽贷款资金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则有助于调动其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其支农支小作用。
诚然,定增新规已优化了上市公司实施债转股的制度条件,为上市公司高效顺利实施债转股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路径,只是,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定增新规推动债转股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拓宽上市公司债转股的空间,似还可考虑同步调整相关的配套规则,多维度、全方位强化新规对于上市公司债转股的效用,助力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在现行涉及再融资的发行监管问答中,对于定增融资的股份发行数量仍有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的限制,不妨考虑取消或者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以扩大债转股的实施规模。同时,通过竞价定增发股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予以适度区分,也可考虑将募资偿债金额比例由30%上限提高至50%上限,增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降债的能力,提高债转股规模和效率。当然,上市公司亦应强化自我约束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建设、规范财务核算体系,为定增新规下推动债转股争取更多主动性,借力定增新规有效降低杠杆风险,实现企业发展新的突破。
从倾向上来看,“144号文”似乎更鼓励真正有项目资源、有项目管理能力的信托公司与保险资金合作。这样看,放出一批因监管处罚而受禁的公司,反倒是成全了这一点。毕竟,保险资金也是养命钱,容不得半点闪失。没人管的项目,无论是对于保险资金,还是对于保险资金的监管者,都是不定时炸弹。有收益时好说,一旦出了风险,对谁都是雷。
陆克文23日接受天空电视台采访时称,“几周前,我在北京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我:‘澳大利亚发生什么了?特恩布尔为什么这么说?’”陆克文表示,特恩布尔对中国采取了“极其糟糕”的行为,是公开“给了中国人一拳”。“因为他不明白,‘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几乎是在嘲笑另一句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外国侵略。所以在北京看来,这种无端的侮辱超出了中澳之间‘正常的紧张关系’。”